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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比赛分析】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育测试在大雨中进行,引发家长吐槽。

前年一则新闻,山西某中学的高一新生,因为晚上11点后上厕所,被校方定为重大违纪,经舆论曝光后,才予以纠偏。可悲的是,这样荒唐的事情,在不少毕业生的留言吐槽中随处可见,并非孤例。

中国教育系统的第一功能,不是因人施教,而是筛选掐尖,劣汰选优,靠分数层层筛选出来的一小拨人,继续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淋雨跑步当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困难,但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淋着雨跑步,偏偏只有那部分倒霉的孩子去承受后果?公平性何在?

举个例子,北京市的中考体育测试,女生如果不巧赶上生理期,可以申请延后缓考,等生理期过去了,再进行测试。

在他们眼里,孩子只是展现“驯化”效果的工具。是不是令行禁止了?队伍走得齐不齐?被子叠得像不像豆腐块?……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有的孩子在淋着雨在湿滑的跑道上跑步测试,而其他日子测试的孩子赶上好天气就不必受这个干扰,中考体测的公平性,难道全靠老天来掷骰子决定?

中考、高考这样的考试,每一分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孩子的人生道路,虽然这是现有国情下的无奈现实,但至少从管理者角度,要去全力保障竞争的公平性。

回到中考淋雨体测这件事。评判一个体系乃至一种制度的优劣,就看它在坚持流程刚性的同时,有没有努力去兼顾人性温度。一切流程的设立初衷,都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不是只以管理者为本。

有一些网友上纲上线,说孩子们娇气,“淋雨跑步算什么大不了的?”“这点苦都受不了?”

昨天,桃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做出回应:“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考试日程都排好了,按顺序进行,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另外,“等上报完批下来,可能天气就过去了。”

看到这样“理直气壮”的回应,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以会给管理带来不方便当做理由,这其实是一个最不该成为理由的理由。

在披上一件“为你好”的外衣后,某些管理者内心的“权力欲、控制欲”,就都倾泻到了弱势一方的孩子们身上。

“二、开考前,如遇突发雨水天气,经考务组研判,决定是否进行中长跑项目考试,考生也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中长跑测试;”

“三、如在考试进行中遭遇突发降雨,考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完成中长跑,该项目结束后,考生可按照自愿原则,决定是否申请中长跑项目单项补考。申请补考的考生,可在体育中考期间,任意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单项补考。”

11点后就不能上厕所,可人的内急,真能用军事化管理约束住吗?我们常说教育者要以身作则,“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那么定下这条规矩的校长,夜里想上厕所时,要不要也自行憋着呢?

而那些在大雨天气里仍要测试800米的孩子们,一边应对冰冷的雨水与湿滑的跑道,一边听着教育局“怕乱套”的回应,心里恐怕真是双重寒冷。

针对中考体测“如果遇到降雨天气怎么办”,福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回应是:

归根结底,有没有把孩子当人,这恐怕是一些教育者、管理者最该扪心自问的。

更何况,这种公平性,本来是可以通过管理者的积极谋划,去努力实现的。

同为地方教育局,福州教育局在确保中考体测公平性上,就努力做了预案。

既然是活生生的人参加的考试,就一定会有意外情况,就一定要做足准备和预案。

这次中考体测的舆论风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区文明发展程度与管理者水平的映射。

“一、除中长跑项目外,其他项目均改到室内进行,尽量减少雨水、高温等天气对考试的影响;”

看看,这才是应有的积极准备和人性化安排,对比河北衡水桃城区教育局“一打乱可能就都乱套了”,管理水平如何,高下立判。

中考体测风波背后,这种“以管理者为本,而不是以受教育者为本”的管理思维,在我们的教育大环境中并不鲜见。在某些极端的教育模式里,孩子不要说有选择权,甚至连正常的生理需求都可能被否定。

4月19日,衡水市桃城区中考体测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考试依然继续进行,学生们淋着雨在湿滑跑道上跑着800米,家长们则是怨声载道,质疑考试为什么不能稍微推迟、等雨停了再跑。

另外,如果考生在考试前或者考试过程中出现崴脚、扭伤等情况,经过查证核实,也可以申请缓考,等身体状态恢复正常后再参加考试。这些,都在官方备案之列,也体现出人性化的温度。

既然“每年都会有特殊天气”,为什么不做提前预案呢?针对特殊天气,教育局完全没有备案,自己“懒政”造成的后果,一句“日程排好了”,就由孩子们去承担?

至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乃至权利、公平、文明这些更高级的东西,他们搞不懂,也不屑于去搞懂。

小到中考体测,大到社会管理,人们期待的是更具水平和前瞻性的预案设计、更具弹性和温度的规则执行,这不意味着否定秩序与规则,而是在合理范围内,在执行中尽可能设置更多的缓冲垫与调节阀。(李普利)

【球队数据】

北京时间1月6日凌晨,2024-2025赛季俄罗斯女排超级联赛第17轮结束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王云蕗加盟的莫斯科迪纳摩客场3-0横扫明斯克,斩获第11场胜利后积30分仍列第5,三局比分为25-21、25-13和25-16。此役王云蕗虽进入参赛名单,但依然未能获得出场机会。她的队友、接应老将冈察洛娃斩获全场最高的17分。

莫斯科迪纳摩本轮的对手是排名第12位的明斯克。遗憾的是对阵弱旅王云蕗仍未获出场机会。尽管北汽女排教练初辉否认了王云蕗中断留洋返回排超的消息,但近来她在俄超的处境并不太好,又一次沦为替补。

王云蕗上一次在联赛中首发已可追溯到12月14日第14轮客场对阵喀山,当时她主打一局多拿到2分。12月18日第15轮客场对阵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王云蕗在后四局替补登场进账2分。12月24日第16轮主场与克拉斯诺达尔交锋 ,王云蕗进入大名单内但没能得到出场机会。 (高加索)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本届亚运会,韩国U23男足夺得金牌。赛后有韩国球员接受采访时,居然强调夺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服兵役了。此言一出,瞬间引爆韩国舆论。很多韩国人认为,球员夺冠了,第一反应不是为国争光,而是庆幸自己躲开兵役,这无论如何让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当年韩国艺人还有一种逃避兵役的绝招,就是在体检前短期暴食或者绝食,把BMI弄到不合格区间,也能逃过兵役。

顶尖运动员只能申请延期入伍,不是免除兵役。政府批准延期,只是允许运动员暂时延后入伍,集中精力备战国际大赛;比赛周期结束,无论有没有拿到金牌,必须回来完成完整服役。例如游泳名将约瑟林,多次申请延期备战奥运会,赛事结束之后依旧按规定入伍服役。如果运动员只看重个人职业发展、无法承诺按时归队,国防部可以直接驳回延期申请。

随后,韩国法院认定妨碍公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MC梦演艺事业几乎崩塌,多年遭到韩国民众抵制,后续尝试复出,舆论阻力一直很大。该案也让韩国重新修订牙科相关兵役体检判定标准。

骨科也是当时兵役作弊的重灾区,当时有不少练习生、运动员故意在兵役体检前摔伤关节,制造习惯性脱臼,从而拿到重病证明逃避兵役。

干爹放话了,韩国人不好说不,于是改为志愿兵役制度。然而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武力值太差,人员消耗过快,美国人都看傻了眼。于是,他们只好点头,让韩国搞起了强制义务兵役制,一直搞到了今天。

然而韩国兵务厅核查医疗记录、就诊录像,发现症状和病历前后矛盾,顺藤摸瓜挖出专门帮公众人物伪造兵役医疗证明的掮客产业链,多名艺人牵涉其中。

2004年那会儿,当时韩国演艺界有三位顶级男星宋承宪、张赫、韩在石,他们三位在临近入伍时候,试图伪造肾小球肾炎。他们用非法手段买到其他肾病患者的尿液样本,顶替自己的体检尿样,想在兵役体检中拿到肾病诊断,免除现役兵役。

比如,上个世纪 90年代,有一大批中小艺人故意制造或者夸大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骨科伤病,因为那会儿韩国的精神科、骨科诊断的监管漏洞大。那时候韩国的精神症状诊断单纯靠口述就可以拿到病历,因而有一批艺人多次就诊精神科,以此拿到兵役豁免。

韩国兵务厅复核时发现尿检结果与三人实际健康状况严重矛盾,肾炎患者不可能像他们仨那样活蹦乱跳,于是立案调查,随即发现了真相。事件被媒体曝光,韩国全社会哗然。三人最后公开道歉并按期入伍服兵役。案件之后,韩国兵役体检尿样采集改为全程监督,堵住了样本替换漏洞。

韩国现行兵役制度始于1949年韩国最初颁布的《兵役法》,当时他们就想搞全民义务兵役,但太上皇美国人反对。美国人认为,有他们负责韩国的安全,韩国搞那么多人当兵干嘛。干儿子武力太强大,今后反而不好管。

按照韩国的兵役法,所有身体健康的韩国男性,18至35岁之间必须服义务兵役,女性无强制兵役。适龄男性要先参加征兵体检,根据身体情况分为1到7级,1-4级需要服现役,身体存在一定缺陷的可转为替代役,重病、重度残疾才可以完全免役。

这条政策设立的初衷,是奖励为国争光的顶尖运动员、艺术人才。但它带来一个巨大副作用:对足球选手、偶像艺人而言,20 多岁正是职业生涯黄金期,一旦入伍,两年空白期足以断送事业。于是,“拿到金牌免兵役”变成了极高价值的个人红利。

2022年,男团成员金元植通过中间人(兵役掮客)勾结医生,拿到一套伪造癫痫诊断方案。他按照剧本,在就诊现场刻意假装晕倒、肢体抽搐,制造癫痫发作假象,以此拿到癫痫病历,希望将兵役降级为相对轻松的社会服务替代役,不用进入现役部队。为此他向中间人支付巨额费用。

世界上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不少,以色列、新加坡、希腊等国家都属于典型代表,但几乎没有出现韩国这种艺人、运动员扎堆伪造病历、花钱买假诊断、形成兵役掮客产业链的现象。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都没有像韩国那样设立 “拿奖牌直接免除兵役”的特权通道,以及体检审核、制度设计是否守住“普遍平等”原则。

另外,新加坡从 16 岁半就启动兵役登记,适龄青年长期出境必须申请出境许可,提前锁死逃避兵役的渠道。一旦查实伪造医疗材料逃避服役,刑事处罚严厉,威慑力极强。

后来,韩国法院判决金元植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附带120小时社会服务,同时仍然需要履行剩余兵役义务。他退出男团,演艺生涯彻底中断。

新加坡男性公民与永久居民,年满 18 岁需要服两年国民服役,属于强制义务。但新加坡不存在任何靠体育金牌、艺术奖项直接免除兵役的法律条款。

这套制度里最有争议的条款,就是“艺术体育优待”条款:奥运会奖牌获得者、亚运会金牌获得者,不需要完成完整现役,只需要接受 3~4 周基础军训,随后在 34 个月内完成 544 小时公益体育活动,就视同完成兵役义务。如果从事集体项目,只要在赛事中实际登场比赛,就能享受豁免。

当然,那些毕竟是上个世纪使用的招数,技术含量低,还要以伤害自己身体为前提。千禧年以后,韩国人的作弊手法开始花样翻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宋承宪等人搞出来的肾病造假案。

同时新加坡征兵体检体系闭环化:征兵体检统一由国防部下属医疗中心完成,外部私立医院的诊断证明不能直接作为免役依据,怀疑伪装疾病时会安排多次独立医学评估,很难靠私下买通医生拿到假病历。

韩国兵役矛盾的根源,不是义务兵役本身,而是法律预留了金牌免役的特殊通道。当体育、演艺行业的职业生涯命运,和兵役豁免直接绑定,巨大经济利益就会驱动部分人不惜伪造病历、自残、贿赂医生。

每一次造假丑闻曝光,都会冲击普通民众对兵役公平性的认知;而亚运会韩国男足夺冠后那句 “不用当兵”,只是把这套制度长期潜藏的矛盾,再次推到舆论风口。

毛病出在哪,韩国人也知道,愿意不愿意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那些艺人,他们身上可不止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还有大量的资本在他们背后玩命使劲,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留下制度的缺口,让他们可以走捷径。

2011年说唱歌手MC梦多次推迟入伍。为降低咀嚼功能评分,在兵役体检前,主动拔掉多颗健康牙齿,希望体检判定身体条件不足,从而免服现役。韩国兵务厅调查发现,他拔牙的时机高度贴合征兵体检节点,牙齿本身并非必须拔除的重症病灶。检方指控他故意损毁身体,制造体检不合格条件。

以色列同样实行义务兵役,运动员、艺术家也只能申请服役延期,奖牌不会直接免除兵役。虽然以色列存在宗教群体豁免的长期社会争议,但不存在专门给体育明星的金牌免役政策,也就不会催生韩国这种“为拿豁免铤而走险”的巨大动机。

以上只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这些只是韩国艺人、运动员逃避兵役进行造假的冰山一角。

这件事再次把韩国兵役制度的公平性矛盾摆到公众面前。为什么同样是义务兵役制,唯独韩国频繁爆发明星、运动员兵役造假丑闻?根源就在于制度本身预留了一条特殊豁免通道,巨大的职业利益催生大量舞弊案件,不断撕裂社会共识。

以新加坡国民服役制度作为最直观对比:

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靠竞技成绩拿豁免,而是铤而走险,通过伪造病历、体检造假,试图降级或者直接免役。于是多年来,大量公众人物卷入兵役舞弊案,每一次曝光,都会激起普通民众强烈不满,舆论持续发酵。

这个世界虽然是个大的草台班子,但是有些草台班子其实有心人故意造成的,他们不想让这个世界太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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